我要投搞

标签云

收藏小站

爱尚经典语录、名言、句子、散文、日志、唯美图片

当前位置:双彩网 > 正确性 >

如何评价“格兰特研究”的正确性

归档日期:06-24       文本归类:正确性      文章编辑:爱尚语录

  可选中1个或多个下面的关键词,搜索相关资料。也可直接点“搜索资料”搜索整个问题。

  展开全部格兰特研究是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同时也最全面的精神心理健康研究。该研究始于1938年,研究的对象是268名身体健康、适应良好的哈佛新生(全部为男性)。

  从上个世纪30年代开始,哈佛大学研究人员不间断追踪这些当时刚刚踏入哈佛的268名男子,记录他们的职业起伏、婚姻状况、为人父母以及祖父母的生活,以及如何度过老年。这是人类历史迄今持续时间最长的综合性纵向研究(注:也叫追踪研究,是指在一段相对长的时间内对同一个或同一批受试者进行重复的研究),这个研究项目被称为格兰特研究。据了解,该计划耗资2000万美元。

  在格兰特研究的所有报道中,样本的真名都被隐去。其中有一些人公开承认参与了研究——比如《华盛顿邮报》长期出版人本·布莱德利。但大多数人都对此守口如瓶——例如美国前总统肯尼迪,据传他也是受试者之一,但他的所有档案都被从研究所提走,直到2040年才能够解密。这很有讽刺意味——正是档案被提走表明了肯尼迪曾经参与格兰特研究,而这一点从未被公开承认过。

  什么是幸福?幸福历来被认为是一种难以捉摸和转瞬即逝的东西,对于某些人来说,甚至连试图追求幸福都是徒劳之举,有人这么说过,“幸福就像是一只蝴蝶,当你对它紧追不舍时,你总是无法将它掌控,但如果你安静地坐下来,它或许会降临在你的身上。”

  那么,关于幸福,是否存在着一个通用的方程式?如果它是由爱、工作和心理调节组成,那它们的配比各是多少?

  在长达75年的时间里,哈佛大学的研究人员一直在进行着一项名为格兰特研究的项目,推算着“幸福”。

  这是一个堪称幸福的人生,也是格兰特研究中一个堪称完美的幸福样本,他的编号是47:他很富有,年轻时自己打拼出一片天地;现在他已经活到了80多岁,很少到医院就医;他的妻子患过癌症,但已经康复,仍然陪伴在他左右;他有两个出色的子女,还有孙子和孙女。

  但他经过了什么样的波澜?又是怎么做到这些的?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我们能否借鉴一下?据报道,格兰特研究积累的数据可谓丰富:从在学校内尽情闲聊的日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队服役,经历结婚和离婚,在职场上晋升或失败,一直到退休——268名研究对象一直在做着健康检查、接受心理测评,答复问卷调查,并且坐下来接受面谈。而从1967年开始,美国精神病学家乔治·瓦利恩特开始担任研究负责人,他既是调查者,也是分析者。现在,仍然活着的一小半受试者已经进入了耄耋之年,瓦利恩特本人也已经是79岁高龄,因此对格兰特研究以及瓦利恩特本人的一生进行总结,时机都已经到了。

  美国《大西洋月刊》记者约书亚·沃尔夫·申克就是进行总结的这个人,他也是接触到格兰特研究档案的首名记者,最近,他对该研究项目以及瓦利恩特进行了探寻。

  从一开始,格兰特研究就是一项前无古人的大胆冒险:20世纪30年代,在哈佛大学负责医疗服务的阿里·博克与他的资助人、百货业巨头威廉托马斯·格兰特一起构思出了这一项目。1938年9月,博克撰文指出,医疗研究给予了患病者太多的关注,仅仅把身体划分成症状和疾病,通过显微镜研究人体,无助于探寻更紧急的问题——如何幸福地生活。他的研究将动用一批在校大学生,以分析塑造“正常年轻男子”的心理因素。他对正常的定义是:“通常被称为成功生活的情感和生理因素的结合体。”

  博克召集了跨越医药学、生理学、人类学、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社会工作的一支研究团队。结合健康数据、学业记录,以及哈佛各学院院长的推荐,他们筛选出268名学生——其中大部分是1942、1943和1944年毕业的学生,并利用各种可用的科学工具、对他们从各种角度进行了测量。在一次家访中,社工甚至将受试男孩的历史翻了个底朝天——不仅问到了他什么时候停止尿床、对性的知识从何而来,还询问了他的父母以及其他亲戚的病史和社会史。男孩还提交了书写样本,并与精神病学家频繁面谈。他们还脱光衣服接受测量,研究人员还对他们进行“人体测量学”分析,这是一种所谓的“颅相学”,据说能够从身体比例看出一个人潜藏的性格。

  1942年,博克接受哈佛大学校刊采访时说,他有关成功男子的研究旨在缓解“全球层面上的不和谐”。格兰特研究早期研究的一份文件称,该研究未来成果的重要性将堪比苏格拉底、伽利略的成就。但实际上,早期研究的实用性很令人意外——研究人员将这些研究数字借给美国军方,用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挑选军官。

  事实上,科学研究的资助者总是很想快点出成果,没有精力长期与科学家耗着,因此大多数研究都会无果而终。

  而格兰特也不例外:他坚持了大约10年——出钱让研究人员们每年邮寄详细的调查问卷给受试者,定期举行案例研讨会,并且出版了雪片似的研究论文和好几本书籍。终于,他不再给研究团队寄支票。

  上世纪40年代后期,洛克菲勒基金会对研究产生了兴趣,向一位名为玛格丽特·兰蒂斯的人类学研究者提供资金,继续追踪受试者,当时绝大部分受试者仍在配合研究。

  但到了50年代中期,研究已经难以维系。研究团队被解散,仅有一名哈佛心理学家查尔斯·麦克阿瑟在继续该项目,调查频率锐减到了两年一次,其中部分问题涉及吸烟习惯和香烟品牌选择,原因是项目的资助者换成了美国烟草行业巨头菲利普·莫里斯。

  但纵向研究就像红酒,越陈越香。随着格兰特研究的受试者进入中年,他们中许多人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那时已经进入了20世纪60年代,受试者也都已经40多岁。调查样本中有四个人在竞选参议院议员,一个人服务于总统内阁,还有一个人成了美国总统。

  在炫目的成功下面,也掩藏着黯淡的人生。早在1948年,受试者中就有20人表现出严重的精神疾病困境。到50岁时,大约三分之一受试者曾在不同时段接近瓦利恩特提出的精神疾病标准。

  在这些哈佛精英的笔挺外套下,跳动着一颗颗备受困扰的心脏。这种状况完全出乎博克所料,20世纪60年代,他曾说:“我挑选他们时,他们都是正常的。一定是精神病学家们弄错了。”

  博克最终认识到,这不是一项简单的自然科学实验,而是事关成功人生定义的长时间研究,因此,要想让这项研究焕发生机,就需要借助讲故事的方式。

  好在上世纪60年代中期,格兰特研究计划终于有幸找到了这个能讲故事的人——乔治·瓦利恩特。瓦利恩特出生于1934年,他的父亲克拉普曾是一位热衷于阿兹特克文明的考古学家,在他两岁时,父亲放弃了成为“印第安纳琼斯”(电影中的探险人物),穿上了西装,先后担任美国纽约自然历史博物馆馆长、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主管。

  据瓦利恩特回忆,父亲是一个成功人士,从未表现出一丝疑虑或者压抑。然而在1945年一个星期日的下午,44岁的克拉普在午睡后离开了位于宾州的家,再也没有回来。妻子在一个水塘边发现了他,他身边放着一把左轮手枪,子弹从口中射入。

  瓦利恩特当时只有10岁,几年后,一个邮包带来了克拉普的哈佛大学毕业25年同窗联谊纪念册,瓦利恩特花了好几天细细翻看,从图片和文字中探寻当年的大学生如何变成了47岁的成年人。从事纵向心理研究的种子从此在他心中生根发芽。

  他后来也上了哈佛大学,毕业后又在被誉为“通往弗洛伊德的殿堂”的波士顿精神分析研究所深造,研究如何接近人生真相。

  1967年,也就是参与格兰特研究的哈佛大学学生返校参加毕业25周年活动的那一年,33岁的瓦利恩特决定,他将把余下的职业生涯全部用来追踪这些受试者。他所关注的不是这些人遇到了多大或者多小的困难,而是他们如何应对这些困难,以及达成了什么效果。他所用的主要阐释工具是心理分析术语“适应性”,即对痛苦、冲突以及不确定性的无意识反应。

  “适应性”在心理学上也被称为“防御机制”。瓦利恩特解释说,防御是人类最基础的心理过程。比如说,当我们受伤时、伤口的血液会迅速自动凝结,防止我们流血而死;而当我们遭遇心理挑战时——大到母亲去世、小到鞋带断了——防御机制将伴随我们度过情绪沼泽。

  瓦利恩特将防御机制从最劣到最优分为四等。位于底端的是最不健康的,也就是“精神病态的”防御机制,比如偏执狂、妄想狂。

  “神经质的”防御机制在“正常人”中非常普遍,包括“理智化”、“情感分离”、“压抑”等反应。

  最健康的、也就是“成熟”防御包括利他主义、幽默感、合理期待(对未来的不适有所预见和准备),压抑(自觉推迟对冲动或冲突的注意,留待状态好时解决),以及升华(找到情感出口,比如在运动中释放攻击性)。

  以参与格兰特研究的两个人为例,他们分别被化名为“古德哈特”和“塔里顿”。两人都在担惊受怕的环境中孤单地长大。古德哈特出生在蓝领家庭,父亲顽固不化、嗜酒如命,母亲则非常胆小,焦躁易怒。塔里顿的家庭比较富有,在郊区长大,但他同样有个酗酒的父亲,母亲则患有严重忧郁症,令他很担心她会自杀。古德哈特后来成了民权领域的全国领袖,被瓦利恩特称赞为善用“升华”和“利他主义”的“成熟防御机制”大师。

  在接近50岁时,古德哈特被格兰特研究项目评为在心理调适方面做得最好的前五名。而与此同时,塔里顿的排名则落在了最后五名。他是一名医生,离了三次婚,习惯用酒精和镇静剂麻醉自己。瓦利恩特评价,塔里顿习惯“分离”和“心理投射”反应,也就是“精神病态”和“不成熟”的防御机制。塔里顿53岁时,由于滥用药品恶习复发,他自杀了。而古德哈特活到了70岁。

  瓦利恩特的研究一直持续到研究对象90多岁,并得出了带来了一些关于“老年”的新发现:我们的人生在晚年也会继续发展,并且通常变得更加丰富。虽然研究对象千差万别,但瓦利恩特说,这个为期75年,耗资2000万美元的研究指向了一个只有五个字的简洁明了的结论——“幸福就是爱”。

  如何追求更幸福、更具意义的人生?以下是格兰特研究总结出的五条线.爱才是真正重要的

  幸福=爱+找到一种能够应对现实生活、同不会把爱推开的方式解释:生活中唯一重要的是情感联系。一个人可以有成功的事业,有很多钱并且身体健康,但如果没有能给予他支持、充满爱的情感联系,他不会感到幸福。

  解释:我们发现在接近80岁时,一个人对生活的满意度与其出身的社会阶层,甚至他本人的收入都不再有必然联系,说到终身成就,唯一重要的就是你对自己的工作感到满意。

  解释:一位叫戈弗雷的男子参与格兰特研究时,人生前景十分黯淡。但在人生即将走到终点时,他是最幸福的一个。为什么?瓦利恩特说,“因为他终生都在寻找爱”。

  解释:研究发现,牢固的情感联系无疑是预测人生满意度的最重要元素。职业满意度也一样,感到工作与自己息息相关,远比通过工作赚钱或者获取传统意义上的成功更重要。

  解释:心理应对机制,瓦利恩特称之为“从尘土中炼金的能力”,对我们的社会支持和身心健康有重要的影响。秘密就在于,用成熟的心理防御机制替代自我中心,不再一门心思沉溺于自己的情绪波动和觉察到的问题。在这方面,特蕾莎修女和贝多芬都是绝好的例子。“特蕾莎修女的童年生活非常悲惨,但她通过照顾他人,拥有了极其成功的人生”,瓦利恩特说。“贝多芬能够借助艺术对抗病痛的秘密在于,当他谱写‘欢乐颂’的时候,能够和他的音乐建立联系。”

  参与成为格兰特研究的受试者时,戈弗雷19岁,格兰特研究给所有参与者一个未来人格稳定性的预测评分,分数由A到E分成五个等级,戈弗雷是最低的“E”。

  但时间给了所有人意料之外的答案——他后来获得事业上的成功,在工作、爱情和娱乐等方面都获得明显的成就——所有这些结合在一起,使他成为格兰特研究中成功的一位。

  由此,瓦利恩特认为,戈弗雷一生阐明了格兰特研究的两条最重要成果。一条是:“幸福就是爱”,另一条是,人真的会改变。

  戈弗雷的父母属于上层社会,但他们都在社交方面情感疏离,并且病态地多疑。就读哈佛大学后,他成为校医务室的常客。从哈佛医学院毕业后,刚获得博士学位的戈弗雷试图自杀。但在35岁那年,戈弗雷有了一次令他脱胎换骨的经历:由于患上肺结核,他在一家医院住了14个月。10年后他回忆说,得知要住院时,他的第一个念头是“太棒了。我可以在病床上躺上一年,做我想做的事,不用理睬别人”。戈弗雷这次患病经历,最终给予了他童年时未曾获得的情绪安全感。

  出院后,戈弗雷成为一位独立执业医师。他结了婚,成长为一名负责人的父亲和诊所负责人。随着岁月流转,他的心理防御机制变化了,形成成熟的适应性。戈弗雷70岁时,瓦利恩特曾经问他,他学到了什么。他眼中含着泪花,脱口而出,“我学到了爱”。

  75岁时,戈弗雷详细地描述了自己如何被爱治愈。“我来自一个失调的家庭。但真正的满足源于我逐渐变成了这样一个人:舒适、愉快、并且有成效。我慢慢意识到,只有爱才能使我变得坚强、完整。”

  82岁那年,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戈弗雷心脏病发去世。追思仪式上挤满了人。他的儿子这样说:“他(戈弗雷)一生生活俭朴,却有着丰富的情感联系!”

  2014年,国际大事不断,从“奥巴马医改法案”、“斯诺登披露棱镜门事件”、“叙利亚化武危机”、“埃及穆尔西政权被推翻”、“美国政府短暂关门”、“朝鲜二号人物张成泽被拿下”等等,每一件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而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这些事件中的人物,他们或在关键时刻力挽狂澜,或在重大事件中挺身而出……作为亲历者,他们一年的经历反映了国际2013年的大事。

  他们在2013年曾经是我们关注的焦点,而2014年,他们仍将在我们的眼前,继续吸引我们的目光。

本文链接:http://gilbertpromos.com/zhengquexing/196.html